看一看
2022-9-1
梁启超：活下来的力量
彼时，在去往广东新会的梁启超故居的途中刷到了一位制造业企业主的朋友圈。中国企业的韧性，很大程度源于对企业家心性的考验和磨练，在变局和困局中找出路，先要捋顺的是困境面前乱如麻的思路，最终千回百转要走通的还是自己的心路。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内忧外患，25岁就卷入百日维新的漩涡中，他站在时代变革的脉搏上，成为了新旧过渡时期的思想领袖。
置身于梁启超故居，他的雕塑背靠苍郁的凤山下，他举目远眺，我抬头仰望，想到1922年他应苏州学生联合会之邀，演讲中的一段话：“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会惧。”
一、知己在，何所有
梁启超说，研究一个古人，不仅要了解这个人，还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
当你所做的事情在这个时代被称为异类，或者找不到参照物的时候，人总需要找到一个精神偶像和心灵寄托。
梁启超也不例外。
主张通过变法改良而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梁启超很自然想到王安石，他后来奏呈《上摄政王书》，讨论国内时局，提出施政方略，建议抓住“理财政”“改官制”“励人才”三件大事，很难说不是仿效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他写《王安石传》，把自己沉浸在王安石的时代，成为他变法革新的参照物。
梁启超在曾国藩去世的第二年出生，曾国藩的作品是他每天的必读书，他在新会老家编着了《曾文正公嘉言钞》，他非常敬佩曾国藩，在序言中写道：“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潜移默化中，曾国藩已然成了引领他的榜样。
即便在政治上与李鸿章为公敌，他还是希望客观评价其功过是非，写了《李鸿章传》，他认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疑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李鸿章所处的是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是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候，梁启超在书中得出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昔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结论与喟叹。他希望，若李鸿章地下有知，能“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他又写了《中国儒学史》《中国之武士道》等等，他的作品线，就是他的思考线，是他的精神成长史，是他探索内心的过程。处在变革中，更让他对历史中转折时期的关键人物倍加关注，而文学强大的力量就在于可以用文字建立自己的宫殿，通过对于这些人的梳理和窥探，如同一砖一瓦日复一日的搭建，建立完成时，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便也开始逐渐形成。
现代社会，人与人的链接变得复杂且微妙，我们可以遇到迎合，遇到取悦，遇到敷衍，遇到漠视，万千难得，便是遇到那个懂得的人。真正的朋友正如那句话：不是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而是在一起就算不说话，也不会感到尴尬。
莫问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啊，他用文字读懂了他们。人总需要朋友的力量，如果现实中找不到，那就去书里找，像梁启超一样找一个精神偶像，和古人开卷对谈，你的疑虑、不解，都会找到答案。
二、在动荡变化的时代找到自我革新的力量
许知远在《变革者梁启超》中这样描述：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
梁启超做为中国早期的变革者，不知可曾预想如今的这个时代，仿佛一直处在新旧交替的过渡中，这变化来得如此猛烈且持续。中国企业家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着前行，“变”如同呼吸一样存在，他们要在这样的变化中先找自己，再找方向，时刻保持自我革新，适应变化的能力。
深圳老板蔡德中经营一家精密制造企业，他说，变，一方面来自外在形势的变，我们必须跟上节奏，国外订单做不了，国内标准不一样，要变。另外，现在的产品系统迭代的速度在加快，以前是两三年才变，现在只要两三个月，市场带着我们必须要变。这些都考验企业持续创新研发和适应市场的能力，不变就是等死。
唐全慧经营一家内衣企业近30年，她说疫情会让飞速运转的列车慢下来，却重塑了产业链上下游的结构，创建了更加适应变化的供需关系，从过去的大规模压货，到现在工厂端的按需拿货，艰难时刻，大家各让一步，增加了现金流的使用效率，哪怕一点点改变，都增加了彼此的生存空间。
和中国所有的第一代企业家一样，当行业新人、新模式、新品牌以迅猛的方式席卷而来的时候，他们无法停下脚步，依旧要向市场学习，向老师学习，向年轻人学习，唐全慧的纸质书空白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笔记，每日她还会通过瑜伽来沉淀和内观，女性企业家用自己细腻的感知，既听从头脑，也跟随内心，对过去反思和梳理，对未来展望和决策。
一个优秀的企业和一个平庸的企业差距有多大？不会超过5%。这种差距究竟是什么？北大教授张维迎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差距。在其新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中说：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经济学和管理学中讲的决策，是基于数据和计算的科学决策，最优选择是唯一的；而企业家决策是基于直觉、想象力和判断，没有标准答案。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近代中国正处于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梁启超的人生使命不断围绕着“变”和“新”在践行着、调整着，成为了世人眼中的“多变者”，他的变，亦没有标准答案。
他去学校里讲课，有学生当面问他：您过去保皇立宪，后又拥护共和；曾是康有为信徒和助手，后来又分手；前头拥袁（袁世凯），后来反袁；曾和孙中山合作，又分道扬镳、互相论战。“如此前后矛盾，梁先生如何解释？”
梁启超回答道：“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
梁启超的多变，是那个时代的动荡变化在他身上的投射。他没有墨守陈规，也没有被世俗所累，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在历史中汲取，也不拒绝学习西方的思想，不断放弃陈腐观念，始终保持自我革新的态度，希冀着用新知唤醒新国民。
三、浩然之气生发出的笔端常带情感
文字是跨越时空的交流，你会被那些语句点燃、振动，让你猛然间汗毛站立起来，他是那个年代的觉醒者，他要叫醒那些沉睡的人、躺平的人，能做多少算多少，能传递多少是多少，“一支笔强于十万雄兵”，他的笔就是他的武器，他的文章就是他的战场。他用思想影响、带动、唤醒更多的人。“自制和自乱不能并存，相互对立，两条出路只能选择一条。同胞们请自己拿主意，同胞们请自己选出路！”
他和一般的文学家不一样，不是咬文嚼字地追求文字的唯美，而是在通俗易懂的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用士子和百姓都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就像站在你对面，和你讲话，于情于理，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像利剑一样直入人心，让人无法躲闪。
他的文章太有力量了， 那力量从何而来？源自他的一颗爱国之心，一颗涌动着浩然正气的心。
他在《新民说》里这样阐述：进取冒险精神的本质是个什么东西？我称它为浩然之气。孟子对浩然之气的解释是：“浩然之气的产生，离不开正义和公道的配合。离了正义和公道，浩然之气消失。”孟子又补充说，“浩然之气是正义积聚胸中的自然表现，不是谁能够假冒正义就能够形成的；言语行为如果令良心不安，浩然之气消失。”所以说进取冒险精神，人有了它就生龙活虎，没有它就行尸走肉；国家有了它就傲立于世，没有它就受气挨揍。而能够养成浩然之气的人，他本身也有硬底子，底子不硬的人愣表现浩然之气，只能骗自己，不能骗别人。
人生短短数十载，说来就是活一个精气神。说实话，往往想躺平的时候读读《新民说》感觉瞬间就被他敲醒了，这种见字如面的真实感太强烈了，那种时不我待的冲劲和闯劲，饱含激情，仿佛是调动了生命的全部的浩然之气都倾注在文字里，去把你的细胞和神经拉起来，往前推动，向上牵引。
当精神内耗遇上浩然正气，形成了一种力量的转化，从消耗，化为动力。不知道别人的二舅能否治愈你的精神内耗，但梁启超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他太勤奋了，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占去他大量的时间，依旧笔耕不辍，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即便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穷困潦倒，要靠友人接济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以“从事于著述以疗饥”调侃自己，用一笔一划垒起来的文字成为了今天我们力量的源泉。
看了《新民说》，再看《梁启超家书》，仿佛进入了他的另一个世界。“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去用。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火炖的功夫。”
前者如此猛烈，后者又如此温暖。历史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他的公众思想和私人的家庭书信在后世被同时铺设在大众面前，也折射出他人生不同时期的状态，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和丰富的个体，梁启超以教育国民的高维格局教育子女的时候，创造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家教奇迹，堪称“一门三院士，各个皆才俊”。
他把子女看做是平等亲爱的朋友，用言传身教，用一封封书信，将一生不变的家国情怀，融入了几代梁氏后人的血脉。梁家子女不是传承了他的事业，而是承接了那份他在变化中不断探索求知的坚定信念和向上力量。
梁启超是一个百科全书般的人物，他有一种魔力，我被这股神秘的力量所牵引，想跑到他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在那个盛产陈皮的新会小城，空气里都弥漫着沉香。他在那出生、长大，在那个中西合璧的庭院里，留着他的书房，展着他的事迹，他成了这个城市的精神图腾，更给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以奋进的力量。
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保持原地不动，不是发展，就是倒退。人生就是一场战斗，如果怕困难，困难就越来越多。
你问梁启超，如何在动荡变化的时代找到出路？
他可能会告诉你，在没有遇到阻力的时候，在没有遇到阻力的地方，固然可以按部就班、稳步前进，而如果遇到了阻力障碍，就得斩断荆棘、除却羁绊、遇神杀神、遇佛杀佛。不这样的话，即使想往前走，也没有路。
路在哪？路在前方，路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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